環保執法又有新動作。日前,在2014年環保專項行動電視電話會議上,環保部部長周生賢通報了2013年全國總量減排的考核結果,頗受輿論關註的是,沈陽華潤熱電有限公司等19家公司將面臨總額高達4.1億元的罰單,這將是環保部當前開出的最大罰單。
  就在同一天,北京市環保局13日通報,在6月的環境執法周期間,環保部門擬立案處罰環境違法單位114家,處罰金額約245萬元。對環境違法行為開罰單,是近年來環保部門執法的常見形式,作為環保執法的一個環節,它往往是環境犯罪案件處理的一種結果呈現。此次電視電話會議透露的另一項數據提到,2013年各級環保部門全年共向公安機關移送涉嫌環境犯罪案件706件,移送數量超過以往10年總和。罰單一次次刷新紀錄,並不能成為環保執法強度普遍提升的依據,但若結合環保犯罪案件數量的增加,則大致可以得出結論,即當前的環保執法強度在提升。
  環境保護需要各方合力,其中作用最直接的當屬環保部門的執法行動。如果執法者能夠切實履行職責,在日常執法行動中保持足夠的剛性,起碼對於環境違法企業是一種震懾。遺憾的是,過去環保工作落實不到位,其中備受詬病之處就在於環保執法強度不足,受制於地方保護,許多排污行為得不到糾正,一些大型企業甚至要挾地方政府,而地方政府對於環境保護向來也重視不足,經常以發展經濟為名縱容企業破壞環境。如此一來,環保部門被邊緣化,給民眾留下弱勢的印象。上周,北京市環境監察總隊突擊檢查國家文物局食堂,被攔在門外,其間一名文物局工作人員對待檢查人員和記者態度蠻橫。環保執法的困境可由微見著。
  隨著環境破壞愈演愈烈,近年來環保執法受到重視,環保部門從默默無聞演變為最受輿論關註的政府部門,呼籲環保局長下河游泳的新聞在各地出現。在全國“兩會”上,人大代表、政協委員對環保不力的批評,也讓環保部官員倍感壓力。民眾對環境狀況有著切身感受,批評自然有利於推動環保,不過,目前看來,各地環保部門的執法多以專項行動展開,看似效果顯著,實則難以持續。去年年底,遼寧省環保廳首次給8個城市開出“霧霾罰單”,罰繳總計5420萬元,其中沈陽高達3460萬元。類似罰款備受質疑,如果對環保的呼籲只是換來偶爾的一張大罰單,如此環保執法能否換來好環境,結果恐怕難讓人滿意。
  在強調環保執法的今天,各級環保部門權力日益凸顯,在賦予環保部門足夠權力的前提下,環保執法形式及強度亦應有所變化。環保部部長此次提到2013年環境犯罪案件是過去十年的總和,似表明環境執法正在走向常態化和規範化,今後的環保執法理應延續、強化這種模式,通過法律手段加強環境問責。除此之外,對於環保部門權力凸顯可能帶來的腐敗,也應有所警惕,防止權力變現繼而影響執法,這可能是加強環保執法之餘的另一重大任務。
  和其他事務不同的是,環保因與民眾切身利益緊密相關,因此可以說,它是名符其實的“眾人之事”,這就意味著,民眾監督往往能推動環保執法。如何發揮民間在環保過程中的作用,自始至終受到各界的重視,除卻日常的監督,近年來公益訴訟也被寄予厚望。有關公益訴訟的主體資格一直是討論的焦點,多個版本的環保法修訂案先後就此有不同規定,大體看,拓寬公益訴訟主體資格是各方基本共識。此前的蘭州水污染事件,5位蘭州市民試圖向蘭州中院提起訴訟,卻被後者以“不符合《民事訴訟法》第55條”為由不予受理。為公益訴訟開閘將是新環保法的歷史使命,除此之外,部分地區還試圖設立環保公益維權基金,這些探索都為今後民眾參與環保提供了條件。
  加強環保已成當前共識,今後環保執法將更普遍、更頻繁,要達到預期的環保效果,有必要探索出一種高效可持續的執法方式,而如何讓民眾參與進來,無疑將是中國環保事業另一個重要議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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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魚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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